南方局对我们进行纪律和保密教育——牟爱牧

 这个时期，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针对国民党反共气焰日益嚣张的特点，对工作人员、警卫、战士和勤杂人员进行了职责任务、组织纪律和保密制度的教育，同时加强了防范措施，以适应当时复杂的斗争形势。比如，安排了监视哨，预防敌人突然袭击，规定了外出工作人员对付特务刁难或被宪兵抓住时应采取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等。1939年6月和l2月，国民党军队先后突然袭击新四军平江通讯处和确山留守处，惨杀干部、伤病员和家属，制造了平江惨案和确山惨案。同年12月蒋介石又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这些血的教训使我们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当时重庆国民党特务也经常对我们盯梢、跟踪，对公开的人员和党的领导人也不放松。国民党同我党谈判的代表之一张冲死后，董老和我去参加追悼会，就有一辆人力车紧跟在我们后面。我说后面有人跟上了，董老说不管他。直到我们到达夫子池会场时，那个家伙才灰溜溜地躲开了。

（摘自牟爱牧：《回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南方局党史资料》1987年第2期）

保密条例与应变措施——袁超俊

  “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指示我和小鹏同志等成立一个秘密工作委员会。秘密工作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指示下，召集办事处、新华日报的有关同志研究，搞了个保密工作条例。这个条例很细，对内部文件的保管使用，工作人员的外出行动以及各方面应付突然事变的安全措施，都有明确规定。条例写好送给周恩来亲自审定，才定下来。这个条例，当时在南方局各部门工作的同志和新华日报的同志，人人皆知。这个条例成为在国统区对敌斗争，应付突然事变，保卫、保密的守则。有些规定，解放后在外交部驻外使馆还一直延用下来。如外出必须二人三人同行等。第二件事，就是根据条例，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如严格要求各部门清理机密文件材料，有些重要材料、档案连日连夜用密电发往延安，发完之后材料及电稿均烧毁。一般机密文件和材料，只要记下就毁掉，非保存不可的，像密码，每个人所联系的重要关系的地址，接头口号等，就把它用极小的字写在一种很薄的纸上，放在随手可拿到的隐蔽地方，每个同志都准备了一盒火柴，一遇突然情况，找一报火柴一点，几秒钟就毁掉，然后用水一泼灰渣（当时每个房间随时都准备了一脸盆水），任何字迹都查不出了。三楼机密文件多，随时都有收发的电文稿，因此在三楼还专门备了一个毁文件的铁炉子。其次是每层楼安上电铃，电铃按钮装在传达室值班桌腿上，一遇情况，值班人员只需将膝头一靠，警铃即响，各部门就做好应变准备。又在二楼、三楼的梯口装上结实的门，以便事变发生时能抵抗对付一阵。第三，传达室增加人员，二楼楼口加哨，与在楼下的警卫同志一道，昼夜放哨。当时我们放哨值班有一线、二线，还喂了一条狗，名叫“汪精卫”，它也帮助我们警卫。第四，凡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有事外出必须三人同行。住红岩的同志夜间不能回山上，住曾家岩或《新华日报》营业处时，必须电话报告。

（录自袁超俊：《贵阳交通站和南方局的秘密变通与特别会计工作》，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回忆南方局》）

南方局的调查研究和机要电台工作——童小鹏

  南方局的调查研究工作，也就是情报工作，在南方局的整体工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由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的。在南方局机构中，并没有设立专门的情报部门，有些时间有个别的同志专门管这工作。工作是南方局全体同志共同进行的，包括地方党、统战人士、民主党派、进步的青年和朋友都做这项工作。就连《新华日报》的报童、办事处的采买，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关系，都做社会动态的调查研究工作。

  1939年南方局成立初期，只有周怡和张玉琴两同志专做情报工作，我们开玩笑说他俩是“夫妻店”，以后他们回延安了。南方局、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同志都负有调查研究的任务，每人将自己知道的各种情况，都向组织汇报，最后集中在周恩来同志那里。恩来同志不在时由董老负责，工委时期由王若飞同志负责。总而言之，南方局在重庆那七八年间，所有国民党的重要情报及国外的重要情况，都由南方局直接报告给延安党中央，使党中央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从而制定和采取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使我党立于“百战百胜”的不败之地。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三次反共高潮。重要的情况我们事先都知道，尤其是第三次，蒋介石准备进攻延安，胡宗南的部队都已经准备好了，事先我们得到确切的情报，报告给延安。当然不光是重庆，西安等其他方面也有情报报告延安。党中央立即在延安召开群众大会，事先揭露国民党的阴谋罪恶，发消息、发通电、登报，向外界公开披露国民党的阴谋。最后，使蒋介石不敢下手，阴谋归于破产。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情报，就是1941年夏，希特勒定于6月22日对苏联发动突然的全面进攻，南方局得到这个重要的情报，马上报告给延安，延安又马上转告斯大林。斯大林起初还不大相信，后来证明了我们的情报准确，得到他的称赞。

  这个重要的情报是怎么得到的呢？它就是靠我们的统一战线工作，靠我们的党员同志广交朋友，靠长期积累的调查研究工作。最先得到这个情报的是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阎宝航同志。他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广交朋友，在同一个国民党驻德国大使馆官员的谈话中得知这一消息，马上报告给南方局，南方局立即报告中央。南方局的情报工作，中央认为是做得好的。

  周恩来同志概括了我党情报工作的经验是“寓情报于统战”，这就是南方局情报工作的总方针。南方局的情报工作就是紧紧地依靠统一战线工作，依靠广交朋友，在统一战线和广交朋友的工作中做调查研究，直接间接地获取可靠的情报。有些是来自地下组织。少数长期埋伏在国民党重要机关的秘密党员，也起了重要作用。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也有我们的秘密关系，更多的则是国民党内的进步分子。他们憎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同情并支持我党，他们把国民党的许多文件、决议给我们看。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也不是铁板一块，除我党直接打入的同志外，也有少数倾向进步、同我党有所接触的人，直接间接地告诉我们各方面的情报。孔原同志在任西南工委负责人时，我们就首先得知国民党特务已经侦察到陈铁铮（即孔原）同志在重庆活动，并已注视其行踪，因为有叛徒认识他，南方局就将孔原同志及时撤回，其他很多同志也都是这样保护下来了。所以，在纠正了王明只搞公开工作、不搞秘密工作的错误后，西南地区的党组织总的说来没有遭受大的损失。部分组织虽遭到破坏，但是一些主要领导同志在其处境已有危险的时候，都能够从容不迫地安全转移，包括在“皖南事变”后那样的白色恐怖形势下，许多同志都安全转移、隐蔽疏散，使党免受损失，这与南方局的情报工作是分不开的。

  当年，周恩来同志的工作很忙，真可以说是日理万机。每天晚饭后，他听取各方面负责同志的汇报，审阅各方面送来的文电、情报，研究次日的工作计划。常常是夜已经很深了，同志们都已熟睡，恩来同志的办公室还亮着灯。他的最后一个节目，就是将一天所得到的情报加以综合分析，重要的亲自拟稿或他口述由我记录，用电报发给中央，没有价值的，则当场烧掉。

  在南方局多方面的工作中，还有一方面重要的工作，一条重要的战线。这条战线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是在空中进行的，也就是我们的机要、电台的工作。这方面的工作归根结底，是一个确保密码与反破译的斗争。

  为什么很多当年在南方局、办事处工作过的老同志，今天一到红岩三楼就说“我们没有发言权”，原因就在于三楼机要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它的绝对保密性，对自己内部的同志也绝对保密。很多在红岩工作过好几年的同志，也没有上过一次三楼，因此，他们对三楼工作的情况不了解。当时，整个在红岩工作的同志都很艰苦，但说句公道话，在三楼工作的同志比大家还要辛苦一点。大家都知道，重庆的夏天又热又长，三楼的房间就像鸽子笼一样，又低又小又窄，窗户开在房顶上，阳光直射房里，丝风不透，酷热难当，真犹如火炉一般。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的同志仍然坚持工作。再就是熬夜，刚才讲了，恩来同志每天晚上最后一个“节目”就是向党中央发电报，每天深夜，都有许多发向延安党中央的电报，同时，又有延安党中央对重庆南方局工作的指示。机要、电台的同志是不分白天黑夜、夜以继日地工作，保证这条“看不见的战线”畅通无阻。

  当年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处处是“马路不平”，时时是“电灯不明”。电压不够，我们就用巧妙的方法增加电压。又经常停电，我们就自己摇马达发电，不仅有专门的人摇，还动员一、二楼的干部们都来摇。白天，气候变化大，国民党的电台多，干扰很大，我们就利用下半夜通电，特别是电台被国民党封存以后，我们用秘密小电台困难更大，还要想法躲避国民党的侦察电台。我们的电台很小，只有5瓦特，得选择最好的气候，最好的时间，集中最大的精力，电波才能越过巴山蜀水，穿越秦岭渭河，到达延安，若是碰上阴雨天，那通电就非常困难了。

  尤其重要的是要保证我们的密码不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译。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企图破译我们同延安通电的密码。他们把我们同延安往返的电码都抄收下来，成立了专门的机构，请了很多所谓的“破译专家”、“数学专家”来进行破译。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我们重要的密码被破译过，我们最机密的密码是恩来同志亲自研究创造的。

  1943年，国民党借口办事处不能设立电台而无理封了我们的电台。当然，我们事先作了准备，他查封了公开的，我们就设立秘密的，依靠党员或社会上进步朋友的帮助，在外面架设了秘密电台，而且不止一处。他查封了一个，迫使我们建立起好几个。后来，国民党明知我们办事处三楼有秘密电台，但他不敢来查，只有躲在那里抄收、破译，但又破译不了。

  1945年8月，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期间，我们曾提出恢复办事处的公开电台，因为谈判需要用。但蒋介石不答应，只允许我们将电文交给他们军政部的电台向延安拍发。为了迷惑敌人，隐蔽我们的秘密电台，我们表面上同意了。每天由我们机要科的同志乱七八糟地给他们写些电码，简直可以说是“无字天书”，交给国民党军政部的电台去拍发，同时，我们的秘密电台才在真正地与延安通报，随时保持着联系，传达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

  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充分运用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巧妙灵活的斗争艺术。他一方面公开同蒋介石进行唇枪舌剑的谈判斗争，另一方面则通过秘密电台指挥着上党战役，消灭了对我解放区进攻的国民党军队，粉碎了蒋介石的迷梦。毛主席对上党前线我军的将领们说：你们打得越好，把敌人消灭得越多，我的安全就越能得到保障。为了同蒋介石抢占东北这块战略要地，毛主席还亲自起草了许多电文，指示延安所有能抽出的中央委员立即到东北去，指示冀东军区和山东黄克诚的部队，迅速从陆地和海上赶到东北，重武器不要带，必要时连轻武器也可以留下，只要我们有了人到东北，同东北的人民结合起来，就什么都有了。现在回想起来，毛主席这些战略决策，是多么的英明伟大。但是，如果没有我们的秘密电台把这些英明的战略决策及时地准确地传达到延安，如果我们的密码被破译，就不知道要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损失。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不准我们的人回延安，我们同延安的联系更加依靠我们的电台了。南方局审查干部的结论和以后整风学习的情况，都由电台拍发延安中央保存的。这样，使很多南方局回延安的干部，免遭了康生所谓“抢救运动”的迫害。

  当时，我的身份是公开的机要科长。国民党警察每月要来检查一次，什么呼号啦、波长啦等等。有一次要检查我们的密码，我们没有同意。最后由董老亲笔给何应钦写了一封信，何应钦只得回信称：“免予检验。”

  为了防止国民党的突然袭击，我们三楼专门有个放密码的保险柜。一份是绝密的，如遇突然袭击，随时可以毁掉，一份则是假的，以备国民党检查之用。我们办事处是合法的，但是我们在合法斗争中应用非法斗争的手段，非法与合法结合起来，用合法掩护非法。比如我们的电台向国民党登记，就只登台长和几个报务员，其余的男女同志，都是“家属、亲戚”，每人都准备了“口供”。“皖南事变”后，恩来同志亲自对办事处特别对我们机要科的同志进行气节教育和保密教育。

  在保证电台正常工作和提高电台老同志操作技术水平的同时，我们还自己办训练班，培养报务员、译电员。一些原来的公务员，经过训练，后来成为了译电员、报务员，以后又从育才学校调了几个青年学生来学习。

  我们机要战线的工作，在恩来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同国民党特务作了各种各样巧妙机智的斗争，粉碎了他们的干扰破坏，胜利地完成了南方局与党中央之间空中联系的光荣任务，做到了恩来同志所规定的“机密、准确、迅速”三项原则，成绩应归功于恩来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全体同志的努力。

（录自童小鹏：《南方局的调查研究与机要电台工作》，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回忆南方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