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9日，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中共重庆市綦江区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实施红色基因传承工程——‘让烈士回家’系列主题活动暨红岩精神走进綦江”在綦江沙溪小学举行，綦江籍英烈明昭等3人相关文史文物资料移交到綦江区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至此，在綦江这片热土上工作生活的干部职工得以近距离感知明昭烈士为党的事业保守秘密的义无反顾和火热情怀。
明昭，男，原名金鼎，又名宣曦、象昭，1905年6月13日出生于綦江县升平乡（现綦江区永新镇）瓦庙村一户小土地出租的农民家庭。幼时在家断续读过短时间的私塾，1923年考入綦江县立高等小学读书。读书期间，在进步老师邹进贤、危直士、胡尧钦等人影响下，他积极参加了綦江进步人士组织的募捐救荒和学校组织的反对种大烟、抽大烟等活动。1925年1月綦江建立共青团支部，是年5月他便加入了共青团；8月参加了邹进贤、危直士在綦江太公山玉皇观（今文龙街道万兴）举办的建党积极分子学习班。1926年春，由中共綦江党组织派往广州，参加毛泽东主持的广州农讲所第六期学习，学习期间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同年9月回到家乡綦江，担任第六区（即后来的永新区）农民协会负责人，带领乡民与土豪劣绅开展斗争，先后组织策划了南川县农民运动、平滩沟农民抗捐大会，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拥护和支持。
1927年3月31日上午11时，重庆2万多名群众聚集打枪坝，举行“重庆各界反对英美枪击南京市民大会”。大会刚一开始，混在群众队伍中的大量军警、团阀、便衣特务等便持刀枪突击会场。无辜群众与学生赤手空拳、避无可避，至下午2时，当场有137人被打死，1000余人被打伤，现场尸积如山、血流成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重庆“三·三一”惨案。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漆南薰，中共重庆地委组织部部长冉钧，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等先后在惨案前后死于反动武装的刀枪之下。参加活动的明昭幸免于难，按照上级党组织分散隐秘的要求，被迫从公开转入秘密活动，并于1931年2月离开綦江到成都，由明金鼎改为明昭，籍贯也改为江津，才得以顺利进入刘湘部队当兵。
这一次的离开，明昭由此失掉了党的组织关系，他恍若大海中的一叶孤舟，仿佛随时都会被迅雷之势的暴风雨一口吞噬掉，但他坚信一定能找到组织。身在敌军阵营，明昭一刻也不敢疏忽，刻苦学习各种军事技术，后来被保送到军官教导团第六期学习，毕业后在刘湘部队任排长、连长，抗战初期升任营长。1937年末，加入了刘湘为在川军内团结中上层军官、防御蒋介石诱惑分化而建立的秘密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任组织科科员，上演了一出真实的“潜伏”版本。
他利用刘湘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以及日寇进犯、民不聊生的事实，宣传共产党的团结民主和抗日主张，这一举动引起了“武德励进会”组织科科长田一平的注意。
田一平无法确定明昭的具体身份，找他谈话：“明昭啊，你的能力不错，但你的言行要注意哟，千万不要授人以柄啊！”明昭通过平常的观察，得知田一平是一个正直之人，当即也是心直口快：“田科长，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你看，日军步步紧逼，国民党追求的是息事宁人，人家共产党却是积极反抗。”
“那你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田一平毫不放松，双眼紧紧盯住明昭。
明昭不敢暴露身份，灵机一动道：“谁真的关心老百姓的死活，我就拥护谁！”
“说得好！”田一平拍了拍明昭的肩膀：“我是共产党员，如果你愿意，欢迎你加入共产党。如果你不愿意，你也可以去告发我！”
那一刻，明昭就像是一个在外漂泊多年的游子突然找到了回家的路，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双手紧紧地握住田一平的手，泣不成声地说：“田一平同志，你好！我终于找到组织了！”
经过二人详细的交谈，明昭得知上级安排田一平在“武德励进会”内是为了发展党员，建立支部，由田一平任书记，以加强党对刘湘所部争取工作的领导。而田一平也知道了明昭的过往，对这个年轻的綦江小伙也是大加赞赏。他语重心长地对告诫明昭，希望他既要学会自我保护，也要维护他人，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易公开自己的身份。明昭握紧拳头，暗自给自己打气，一定要利用自身的优势潜伏下来，为日后的战争做好准备。
抗战爆发后，四川将领纷纷请缨，要求赴前线参加抗日，刘湘更是飞抵南京，见到蒋介石慷慨激昂陈述两个小时，表达抗日决心。回到四川后刘湘整军备战，无奈身体状态一天不如一天，最终在1938年1月20日病逝汉口，潘文华接掌21军的大权。蒋介石为笼络潘，先后擢升他为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等职。明昭也一直在潘文华部工作，先后任过少校、中校、上校科长、参谋。
1939年初，潘文华部队奉命成立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明昭被调任潘部中校总务科长。该部驻阆中，党组织决定由明昭接替原阆中潘军中地下党支部书记李岱斌的工作。1940年党中央提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以后，明昭除注意隐蔽外，还利用军人公开身份，继续做潘军的统战工作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45年11月，潘文华部队整编后被调防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驻在黔江。明昭与党员甘树人、杨尚元等人研究，决定利用潘、蒋矛盾，利用适宜时机，不断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活动。明昭除在绥靖公署有公开职务掩护外，为了与地方党组织联络，还在黔江经营了一个皮鞋铺。他以此为掩护，与当时川东地下党进行联络活动。
1946年初，中共党员邓照明由延安奉派回川工作，公开身份为秀山中学老师。省委组织部长于江震将川军潘文华部第56军明昭等人的党组织关系交邓照明领导，邓照明以明昭妻子亲戚的身份到了黔江，顺利地与明昭接上了头。同年底，邓照明等4名中共党员因故暴露，撤离途中于酉阳被捕，旋即被送黔江边署关押。明昭得知这一情况后，心里也是不停地挣扎：上级要求自己立即转移，这样一来自己倒是安全了，但被关押的战友怎能视而不见？何况自己有着在边署工作得天独厚的关系，开展营救相对也要方便一点，不过自己也有可能彻底暴露。
“干革命哪有不牺牲的？”明昭认定了这一想法，当即向上级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也得到了上级的肯定。于是，明昭开展了一系列的营救工作，经多方周旋，由时任边署参谋长杨续云向潘文华报告申请，将邓等4人禁锢在边署给一些边署人员的子女补习功课，免去了牢狱之灾。
1947年4月，川黔湘鄂边署奉命移驻湖北宜昌，作为后勤负责人的明昭本应提前前往宜昌布置安排，但因邓等人的问题尚未解决，他担心自己走后发生意外，于是借口妻子身体有病，拖延着留在黔江没走，继续实施营救工作，经四下活动，最终在边署内由明昭作保，地方上由黔江、秀山两县参议长联名取保释放了4人。
1947年秋天，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成立，负责领导《挺进报》。1948年2月，上级川东临委根据解放军已转入了战略反攻，向外线挺进的形势，决定改变《挺进报》“对内发行，注意保密”的方针，指示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对敌开展攻心战，把《挺进报》寄给敌人头目。于是在1948年3月初，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办公桌上出现一封“亲启”信，里面有一封警告信和《挺进报》。朱绍良又惊又怒，责令西南特务组织的徐远举迅速破案，由此引发了“挺进报”案，共产党员接二连三被捕，部分立场不坚定的人选择背叛中共，投入国民党，牵连川东、川西，甚至波及到南京、上海。
1948年6月11日，川东临委副书记、中共“七大”代表涂孝文被捕叛变，根据他的口供，中共万县县委书记雷震、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负责川东临委和下川东联络的江竹筠、下川东地工委委员唐虚谷、以及当时作为潘文华军中地下党负责人的明昭等近三十位党员被捕。被捕的地下党员先是被关押在宜昌，一个多月被送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关押。
为了从明昭口中获悉有用的信息，国民党反动派先是采取绥靖政策，但明昭知道自己是被叛徒出卖而被捕的，继续隐蔽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已不可能，只好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不过其他问题却是保持缄默状态。国民党反动派随即就改变了策略。熟知红岩故事的人都知道，渣滓洞内的刑具可是举不胜数：老虎凳、电椅子、煤火炉、竹签子、迷魂场、辣椒水、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狼牙棒……
审讯室内，特务逼问：“谁是入党介绍人？”明昭一口咬定是一个已死之人，使特务无从核实。特务追问：“宜昌边署里还有谁是共产党员呢？”明昭风轻云淡地回答道：“不知道！”此时，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的人员中，还有三人与明昭相识且是共产党员，其中包括他第二次入党的介绍人田一平，以及肖中鼎、胡春浦。特务抓住他们与明昭都曾是潘文华部队这一疑点，对明昭进行严刑拷问：“田一平、肖中鼎、胡春浦你认识吗？你们是什么关系？他们也是共产党员吗？”明昭始终回答：“只是之前在同一部队而相互认识，闹不清楚他们何以被捕。”
面对穷凶极恶的反动派和酷刑拷打、威逼诱惑等各种非人折磨，明昭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操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正因如此，自他被捕后，仍然留在宜昌边署的杨尚元、肖世泽、曾代吉、罗麟书等人安然无恙，狱中的田一平等三人也未受到牵连并先后出狱。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对关押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的数百名共产党员和其他革命志士，进行了血腥大屠杀，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重庆“11·27”大惨案。在这之前的11月14日，“中美合作所”的刽子手们，按照国民党反动派的旨意，把共产党员江竹筠、齐亮、明昭等30名革命志士秘密杀害于“中美合作所”内的电台岚垭。万恶的敌人在行刑后，还向烈士遗体浇上镪水，再用泥土掩埋。
岁月无声任去留，笔墨有情写青史。正是众多如明昭一样的革命英烈坚守信仰、无私奉献、保守秘密，我们的党才有了今天的辉煌成就，我们的祖国才更加繁荣富强，我们的生活才越发诗意美好。
（作者：綦江区文化馆党支部书记、副馆长 兰采勇）
